于寂静处听惊雷——一座陵园与一个民族的精神对话

松柏无言，墓碑肃立。但每一次来到这里，都能听到血脉里奔涌的历史回响——那不是简单的风过松涛，而是一个民族在危急存亡之际发出的震天怒吼，是无数年轻生命以血肉之躯谱写的不朽乐章。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，这片占地十六万平方米的宁静土地，安息着黄继光、邱少云、杨根思等一千二百三十四位英烈，他们中最年轻的牺牲时不过十八岁。

我到沈阳工作两年了，单位距陵园仅三公里，这短短的距离，于我这位老兵而言，是一条精神朝圣之路。两年来，我二十余次走进这座陵园，每一次到来都像翻开一本厚重的历史教科书，每一次脚步的挪移都踏在时间的脉搏上，每一次凝视都与那些永远年轻的灵魂进行着跨越时空的对话。在这里，寂静不是无声，而是最深沉的呐喊；喧嚣不是嘈杂，而是最真切的回响。这座城市以它特有的方式，在静与动、古与今、生与死的辩证中，诉说着一个民族不该遗忘的记忆。

第一章 寂静之重：松柏下的永恒守望

踏入陵园的那一刻起，时间便展现出它的双重性——时针仍在转动，秒针仍在滴答，但心灵的时间却骤然凝固。空气中弥漫着松柏特有的清香，那是一种混合着树脂、泥土和历史的气息。脚步声在青石板路上发出清脆回响，每一步都仿佛叩问着大地：我们是谁？我们从哪里来？我们要到哪里去？

陵园建于1951年，正是朝鲜战场上上甘岭战役打响前最紧张的时刻。第一批烈士下葬时，前线的炮火尚未停歇，硝烟仍在三八线上空弥漫。这些年轻的遗体从辽宁丹东运来，有些用简陋的棺材装殓，有些仅以帆布包裹，但他们所承载的，是一个新生共和国最沉重的代价和最珍贵的荣耀。

我曾在纪念馆的资料中读到邱少云遗体寻找的细节：1953年2月，志愿军战士耿式全奉命重返中线阵地，在众多临时墓穴中，凭借一块刻有简单信息的砖记，才艰难辨认出这位特等功臣。当遗体被小心挖掘出来时，人们发现这位在烈火中纹丝不动的钢铁战士，竟保存得相对完好。这个细节让我久久不能平静——一个在生死关头选择默默燃烧自己的人，一个在极端痛苦中保持绝对纪律的人，他的内心该有多么强大的力量？

而今，每年有几十万人次从全国各地来到这座陵园。特别是自2014年起，已有十二批共一千余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安葬于此。每一次迎接都是一次庄严的国家仪式，一次深刻的民族记忆唤醒。当运送遗骸的专机进入中国领空，空军战机编队护航；当礼兵们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，将覆盖国旗的灵柩缓缓抬下；当《思念曲》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低沉奏响——那一刻，无数人在屏幕前热泪盈眶。这不是简单的遗骸交接，而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最高礼敬，是对“青山处处埋忠骨，何须马革裹尸还”这一古老誓言的现代回应。

第二章 两种青春：跨越时空的对话与断裂

站在黄继光墓前，我常常陷入沉思：1952年10月19日夜，上甘岭597.9高地，这位22岁的通讯员在身负七处重伤、左腿被打断的情况下，用尽最后力气扑向敌军地堡机枪射孔时，他在想什么？是想起了四川中江老家等待他归来的母亲？还是默念着“为了祖国，为了人民”的誓言？抑或是根本来不及思考，仅凭一种融入血液的本能做出了那个改变战局的壮举？

纪念馆里陈列着他的遗物——一支普通的钢笔、几封家书、一枚奖章。旁边是杨根思参加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的请柬，纸已泛黄，字迹依旧清晰。这些物件无声地诉说着：这些年轻人，也曾和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一样，有梦想、有期待、有对未来的憧憬。黄继光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：“母亲，现在我就要出发去战斗了，您不要担心。为了保卫新中国的胜利果实，为了不让美国鬼子打到中国来，儿子一定会勇敢战斗……”朴素的语言，透露出那一代人最纯粹的家国情怀。

1953年3月，黄继光、邱少云、孙占元三位英雄的灵柩运抵沈阳。全市公祭三日，各界代表四千余人前往追悼。史料记载，送葬队伍从八一公园出发，经市府广场、惠工广场，至北陵公园，再折向烈士陵园，全程十余公里。沿途百姓自发肃立，含泪目送英雄最后一程。一位当年参与追悼的老工人回忆：“那是沈阳较冷的时节，但街上站满了人，没有人说话，只有低泣声和脚步声。我们都知道，躺在那棺木里的，是为我们这些普通人去死的孩子。”

如今七十载春秋过去了，陵园内的景象折射出时代的变迁。我观察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年轻人：一种是身着戎装、眼神坚毅的官兵，他们会在墓前郑重敬礼，有时甚至单膝跪地，用白手套轻轻擦拭墓碑上的浮尘；另一种则是普通游客，有的步履匆匆、目光游移，有的认真细读碑文，有的则举起手机拍照打卡。更令人深思的是，偶尔能听到这样的低声议论：“这些人的事迹是真的吗？”“人怎么可能在火里一动不动？”“堵枪眼不符合物理学吧？”

一次，我带着一个年轻的亲戚来到陵园。他初时不解：“爷爷，为什么到沈阳第一站就来这种地方？”我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领他走到邱少云墓前，让他自己读碑文：“在潜伏战斗中，为不暴露目标，忍受烈火灼烧，直至壮烈牺牲，年仅26岁。”年轻的亲戚读得很慢，当读到“忍受烈火灼烧”时，声音有些发颤。离开陵园时，他沉默了很久，后来说：“以前在课本上读到这些，觉得像很遥远的故事。今天站在这里，看着这片埋葬着真实血肉的土地，才发现，他们离我们这么近。”

第三章 铭记历史：当英雄被遗忘，当崇高被消解

更令人忧虑的现象正在发生：英雄精神在部分人群中正面临被侵蚀、被解构的危险。几年前，一位女大学生因在微博上自豪宣称热爱祖国、崇敬英雄而遭到大规模网络围攻。攻击者用尽嘲讽、污蔑之词，将她的爱国情怀贬为“作秀”、“愚昧”。这不禁让人深思：当一个国家的部分年轻人开始嘲弄自己民族的英雄时，这个民族的未来根基何在？

有人尖锐指出，部分青年缺乏崇军尚武的精神底蕴，当娱乐至死、物质至上成为主流价值观时，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”的历史悲剧可能重演。这绝非危言耸听。一个不崇尚英雄的民族，不可能在危难时刻涌现英雄；一个不铭记历史的国度，很可能重蹈历史悲惨的覆辙。

反观与我们有着相似历史记忆的俄罗斯，社会对英雄的尊崇已融入日常。每年“海军节”，圣彼得堡街头满是欢庆人群；莫斯科红场无名烈士墓前的长明火自1967年点燃以来从未熄灭，新婚夫妇向烈士墓献花已成为传统婚礼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那里，缅怀英烈不是“晦气”、“不吉利”，而是荣耀与责任的象征。一位俄罗斯朋友告诉我：“我们带着鲜花来到烈士墓前，不仅是纪念逝者，更是告诉自己和下一代——这个国家是由这些人的牺牲换来的，我们有责任让它变得更好。”

这种对比引发沉重思考：为什么我们的部分年轻人对明星绯闻、网红动态如数家珍，却对黄继光、邱少云的事迹知之甚少？为什么有人将董存瑞、刘胡兰等彪炳史册的英雄作为恶搞对象？为什么有些历史虚无主义言论能在网络空间大行其道？

一位研究青少年心理的学者指出，这背后是多重因素的叠加：历史教育的程式化使英雄形象变得扁平；娱乐化时代对一切崇高进行解构；西方文化渗透带来的价值观冲击；还有经济社会发展中精神建设的相对滞后。但无论如何，一个不敬重自己英雄的民族，就像一棵没有根的树，看似枝繁叶茂，实则经不起风雨。

第四章 心灵拷问：与英雄对话，与自己和解

在我多年的军旅生涯中，有过辉煌时刻，也经历过挫折低谷。两年来，每当我心情起伏、困惑迷茫时，总会来到这座陵园。站在英雄们的墓前，看着一排排整齐的墓碑，读着上面简短的生卒年月，一种历史的纵深感便会油然而生。

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共197653名，多数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二十岁上下，他们没有机会享受和平年代的安宁，没有经历过改革开放后的物质丰富，没有体验过信息时代的便捷多元。他们短暂的人生中充满了饥饿、寒冷、危险和牺牲。黄继光牺牲前，已经一天一夜没吃过饱饭；邱少云潜伏的那片草丛，夜间温度降至零下；杨根思和他的战友们在长津湖战役中，许多人不是战死，而是穿着单薄的棉衣被活活冻死在阵地上。

想到这些，自己工作中的烦恼、生活中的困扰、人生中的不如意，顿时显得如此微不足道。我们今日所抱怨的“压力”，与他们在枪林弹雨中的生存压力相比如何？我们所纠结的“选择”，与他们在生死关头的抉择相比如何？我们所追求的“幸福”，不正是他们用生命为我们铺就的道路吗？

杨根思烈士的“三个不相信”精神——“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，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，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”，这不仅是战场誓言，更是人生信条。与他们在零下四十度严寒中坚守阵地的意志相比，我们今天在空调暖气房里遇到的所谓“困难”又算得了什么？与他们在装备劣势下依然敢打必胜的勇气相比，我们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技术封锁、贸易壁垒，难道就无法突破吗？

每次带亲友来陵园，我都会观察他们的反应。一位老战友凝视着纪念碑久久不语，最后说：“老哥，咱们当了一辈子兵，可能永远达不到这些年轻人的高度，但至少要守住他们的精神。”一位年轻同志在参观后写道：“以前觉得英雄是遥不可及的符号，今天明白了，英雄就是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担当的普通人。我们可能成不了黄继光，但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尽一份力。”

第五章 传承的困境与希望的火种

中国最大的幸运，是她的历史长河中永远有层出不穷的英雄，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；而最大的隐忧，是这些英雄的事迹和精神，有时难以在和平年代得到充分的传承和弘扬。这种匮乏若不及时弥补，必将侵蚀我们民族的精神根基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改变的迹象也在显现。宣传教育领域正在发生积极变化。《志愿军》系列电影，把观众带到了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，使人们更加铭记历史，缅怀先烈。新版中小学教材增加了英雄事迹内容，许多学校组织学生参观烈士陵园、纪念馆，开展“开学第一课·致敬英雄”主题活动。一些高校开设了军事理论必修课，邀请老兵进校园讲述亲身经历。民间力量也在发挥作用：自媒体博主制作高质量的英雄故事短视频；网络文学作者创作尊重历史的军事题材作品；普通网友自发抵制侮辱英雄的言论。

今年清明，我在陵园看到感人一幕：一群小学生在老师带领下献花后，并没有立即离开，而是拿出笔记本，认真记录墓碑上的信息。一个男孩问：“老师，为什么这些叔叔牺牲时这么年轻？”老师蹲下身，平视孩子的眼睛：“因为他们爱这个国家，爱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。”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在笔记本上工整地写下：“我要好好学习，长大后保护祖国。”

第六章 新时代的上甘岭：没有硝烟的战争与不变的斗争精神

今天，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与抗美援朝时期有着惊人的相似性，只是战场从朝鲜半岛的山地转移到了贸易、科技、金融、舆论等各个领域。美国对华发起的贸易战、科技封锁、金融制裁，以及西方在涉疆、涉港、涉台问题上的粗暴干涉，某些势力对我国发展道路的诋毁唱衰——这一切构成了一场没有硝烟却同样残酷的新型战争。

这场战争中，华为等中国企业遭遇的芯片断供，堪比上甘岭战役中的弹药短缺；某些国家对我国科技人才的限制，犹如当年对志愿军的后勤封锁；国际舆论场上对中国的不实指责，与七十年前“联合国军”的宣传战如出一辙。不同的战场，同样的本质：这是一场关乎国家发展权、民族生存权的斗争。

此时，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从抗美援朝精神中汲取力量。当年，志愿军面对装备精良的“联合国军”，凭借“钢少气多”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，打赢了立国之战，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。今天，我们面对某些国家的全方位遏制，同样需要发扬这种不畏强敌、敢于斗争、善于斗争的精神。

这种精神在新时代有了新的载体：它体现在夜以继日攻克“卡脖子”技术的科研人员身上，他们实验室的灯光，就是新时代的“坑道灯火”；它体现在坚守喀喇昆仑、南海岛礁的边防战士身上，他们脚下的土地，就是新时代的“上甘岭阵地”；它体现在顶住压力、开拓市场的企业家身上，他们的每一次创新突破，就是新时代的“奇袭白虎团”；它更体现在每个普通中国人的日常奋斗中，工人的精益求精、农民的辛勤耕耘、教师的谆谆教诲、医生的救死扶伤——这些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创造，共同构筑起新时代中国的“钢铁防线”。

瑞士军事理论家约米尼在《战争艺术概论》中写道：“一个英明政府的首要责任，就是提高军人的地位，培养全体公民的光荣感和英勇精神。”这里的“英勇精神”不应被狭义理解为军事领域的勇气，而应扩展为整个民族在面对困难时的坚韧不拔、在追求正义时的奋不顾身、在捍卫真理时的坚定不移。

第七章 让英雄精神活在当下：从陵园到日常，从记忆到行动

最近一次去陵园是在深秋的午后。阳光透过高大的松柏，洒下斑驳光影。金色光芒正好照在纪念碑上，“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”十二个鎏金大字熠熠生辉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：这不仅是刻在花岗岩上的文字，更是刻在一个民族骨子里的记忆；这不仅是对过去的缅怀，更是对未来的期许。

两年来，二十余次走进陵园，我的身份悄然发生着转变：从一个参观者、瞻仰者，逐渐成为一个思考者、传承者。英雄精神不应是博物馆里被封存的标本，不应是教科书中被背诵的考点，而应是能够注入日常生活的力量源泉，应是能够在关键时刻被唤醒的集体记忆。

这种传承体现在细节中：体现在孩子认真听爷爷讲战斗故事时发亮的眼神里；体现在年轻人自发前往陵园瞻仰时庄重的表情里；体现在社区为军属家庭挂上“光荣之家”牌匾的仪式感里；更体现在全社会对军人职业的尊重、对国防建设的支持、对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视里。

梁启超先生在《少年中国说》中疾呼：“今日之责任，不在他人，而全在我少年。”当我们的少年心中有英雄、眼中有光芒、肩上有担当时，当英雄精神从历史记忆转化为现实行动时，这个民族才能真正实现精神上的独立与强大。抗美援朝精神不是过去时，而是现在进行时；不是只在危急时刻才需要的“应急储备”，而是日常就应培塑的“精神钙质”。

尾声：长明灯火与万家灯火

一个黄昏，我即将离开陵园时，看到一位年轻母亲带着约莫五六岁的孩子站在邱少云墓前。孩子仰头问：“妈妈，火烧在身上，他疼吗？”母亲沉默片刻，蹲下身平视孩子的眼睛：“疼，很疼很疼。但他忍住了，因为他知道，如果动一下，就会有很多叔叔被发现，就会牺牲更多人。”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伸出小手，轻轻触摸墓碑上“邱少云”三个字，动作轻柔得像在抚摸一只睡着的鸽子。

远处，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。办公楼加班的灯光、居民楼温暖的窗户、街道路灯延伸的光带、商场霓虹闪烁的色彩——这和平年代的万家灯火，组成了人间最美的星河。而这璀璨星河的每一束光，都与陵园中长眠的英烈有着看不见却斩不断的联系。正是这些年轻的生命，用他们的熄灭，换来了我们今天的明亮；用他们的沉寂，守护了我们今天的喧哗。

走出陵园大门，车流声扑面而来。回头看，松柏的轮廓在暮色中依然清晰，纪念碑的尖顶直指苍穹。寂静与喧嚣在此刻形成奇妙的和谐：陵园的寂静让城市的喧嚣更有意义，城市的喧嚣让陵园的寂静更显珍贵。这或许就是最好的纪念——不是沉湎于悲情，而是带着英雄给予的力量，更好地生活、更坚定地前行、更负责任地传承。

于寂静处听惊雷，于平凡处见伟大。这座陵园与这座城市的对话，这段历史与这个时代的共鸣，这些英雄与这些普通人的连接，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脉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只要还有人来这里驻足沉思，只要还有人在墓碑前献上一束花，只要还有孩子问起“他是谁”“他为什么这样做”，英雄的精神就活着，民族的血性就活着，国家的希望就活着。

而我们每个人，都可以成为这种活着的见证者、参与者和传递者——不仅是在清明节或烈士纪念日，更在日常的言行选择中；不仅是在面对明显的大是大非时，更在细微的价值判断中。当尊崇英雄成为社会风尚，当为国奉献成为价值追求，当不畏艰难成为集体品格时，我们就能自信地告慰长眠于此的英灵：你们守护的山河，我们也会用我们的方式，继续守护下去。

这，或许就是三公里外那座陵园，给予我们这些生活在三公里内的人，最深刻而持久的启示。

（常亮 2025年12月8日作于湖北）